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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涩的忆念

作者:郑震

申茂之先生是一位理论修养深厚并身怀精湛技艺的画家。举凡花鸟、山水、工笔、写意、书法、史论,均有很高的造诣。由于他为人的低调和历史条件的局限,留给我们的作品也很少,因此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,其至是被一些后来者遗忘了。

申先生是在1956午间从外省调到安徽师范学院艺术科和我共事的,对他的情况,我知之其少,因为在那个年代,人与人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,很少去了解同事的身世,特别是对一些在旧补会工作过的知识分子,唯恐触及对方某些敏感的难以言说的历史,我看到他的画上有一方印章,文为“尺木乡人”。才知道他就是芜湖人。后来,在很长的时间里,我渐渐地知道他一鳞半爪的简历。他青年时期曾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,在南田书法研究馆当研究生,30年代又曾在中大艺术科徐悲鸿画室当研究生,和当时一些著名的画家均有过从。因为他自学名门,又广见博识,所以基础深厚,作品亦为时人所重。

申茂之和我共事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,他那时五十多岁,主要是教授工笔花鸟画和书法课,应该说正是一个画家的成熟期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59午间,他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所创作的大幅绢本工笔花鸟画,篇幅约在六尺左右,画中是盛开的枝繁叶茂的凌霄花,枝蔓扶苏,错落有致,两只白色的孔雀,栖息于枝间石上,顾盼多姿,极为生动,朱红色的花朵,墨色树叶衬着孔雀白色的羽毛,问以泥金勾线并涂饰翎眼,满幅金碧辉煌,一派富丽吉祥的气氛,跃然画上。细看每一根线条,均见功力,使我惊叹不已。此后,陆续看到他的一些工笔画,无论篇幅大小,都十分耐看。他晚年送我一幅竹与草虫的窄长的条幅。虽然只有12 X 89公分,画中两枝翠竹直通全画,竹叶也只有十几片,一只草虫爬在竹的上端,如此而已,疏减到不能再少了,再添加任何一点,似乎均有蛇足之嫌。但无论是从章法、造型、勾线及色彩上看都是上乘之作。此画在几十年之后被收入《安徽美术五十年》白大型画册之中,成为申先生被选入画册的仅有之作。

凡是看过他的丁笔画的行家,都对他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。我曾听说有一位著名的美术史论家谈到他的作品时,认为在当代是出类拔萃的上品。和20世纪50年代誉满画坛的代表性工笔画家于非闇相提并论,亦无逊色之处。可是在那个极“左”思潮统治文艺的时代,工笔花鸟是一个被冷落忽视的画种,被说成不能为阶级斗争服务,并且还有封建及资产阶级的情调,因此搞花鸟的画家,除了极少数的几位被当做这个绘画品种的代表人物聊备一格之外,绝大部分是坐着冷板凳,在冷清寥落的情境中被忽视。中茂之先生正是在此种处境里丁作着、生活着,直至凄凉地离开人世,令人十分惋惜。

其实中茂之的学术造诣,又何止于工笔花鸟画呢,他的书法也十分出色。偶而作几幅山水画,重气势,用线刚劲,写意手法,亦为精品。曾有同行认为他的书法和山水画之用笔带有霸悍之气,是为笔墨瑕疵。我认为他能下能写、刚柔皆精。这正是一位画家特有风格的体现。在美术史论方面,我曾听过他的讲课,对史料的掌握,十分熟悉,对画论的分析,去粗取精,教学效果甚佳。

就是这样一位画艺精湛的画家,却未曾得到应有的评价,他的人品和作品,都好像被蒙上一层灰尘似的,遮盖着应有的光彩。

申茂之拙于言词,很少夸夸其谈,给人一种儒雅之气又带有几分过于谨慎的感觉。在日常生活方面,较为注意衣着仪表,谈吐文静,对人彬彬有礼,但我总感到他生活在一种被压抑的气氛之中,虽然他并未受到什么明确的处理。究竞是因为什么原因触犯了那个时代的禁律?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。只隐约听说他在三四十年代,虽然只是一位画人,却有着从事多种工作的经历,有的还挂着什么总干事、副经理之类的头衔,是不是由于这样的经历给他带来了所谓历史问题的麻烦就说不清了。他的此种处境,在“文革”后期,更是每况愈下,虽然仍在上课,但必须小心翼翼,因为身后总有人盯着,如果他的授课讲得好,就要在课后派人去学生中“消毒”,以清除其影响,如果效果不好,也会受到无端责难。有一次他讲解美术史中的一些绘画精品的收藏情况时,不小心说了一句:“这些精品,有相当大一部分被运往台湾,有一些被留在大陆。”这句话便惹来了祸端,大字报上墙了,批判会召开了,罪名是“‘大陆’两个字是台湾蒋家王朝的语言,焉能混用?资产阶级立场,昭然若揭”。当然此类闹剧,折腾了一阵子,也只能是不了了之。

那时,我们的住处都非常恶劣,我是住在一所硕大无比的公共厕所旁边,王石岑先生是住在朝北的一间斗室之中,申先生老两口则住在赭山顶上一间30年代的平房里,房门漏风,地板摇晃,山山的坡道虽然不是很陡,但距离学校西门口,也有几百米之遥。年轻人上坡都有点吃力,何况上了年纪的人。我上班时常常遇到申先生的夫人黄女士,拎着菜篮子上山,踽踽独行,有时实在走不动了,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喘息。我碰上了,就帮她拎起篮子送她上山,看到在陋室之中,申先生正患重病,步履艰难,此情此景,每回想起来,都不禁令人唏嘘神伤。写到这里,我想起当时学校里一位搞后勤的干部吹嘘他自己的政绩说:“我们的经验是对所有的资产阶级知—识分子,不管男女老少一个也不照顾。”这真是卖力执行那段历史时期路线政策者绝好的自白。

我当时看到他的艰难处境和健康状况,也考虑到花鸟画这样一个深受群众喜爱的画种后继无人,将来一定会出现这方面师资的缺失,曾向领导提出:能不能请领导安排少数同学或青年教师去跟申先生专门进修,使之得到继承,为将来的师资作点储备也是好的。但在那时,我的建议也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说说罢了。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,—也还是有一些同学真心实意的想学到一点申先生的画艺技巧,他们常常悄悄地跑到申茂之的住所去向他请教,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工笔技法。这几位同学在多年之后都成为我们省里优秀的工笔画家了。而在那时,他们却要像做贼似的,偷偷摸摸地去向老师学习。这真是荒谬得从何说起!

申茂之先生终于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之下,溘然去世了。他是在1976年“四人帮”覆灭之前辞世的,可惜他未能感受到80年代开始的文艺复兴,他的绘画技巧和理论素养缺少传人而湮没了。艺术这种特殊的精神产品,从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来看,总是在前进的,但对于个别杰出的画家来说,常常是人存艺在人去艺绝,不可重现的了。

在他去世之后,照例也要开一个追悼会以寄托生者的哀思,但在那个年代,对于像申先生这样的人,也只不过是一个草率的例行公事罢了。系负责人要我起草拟一个讣文,我感到作难,婉拒这个任务,因为写这一类的文稿,对死者总是应该使用尊重和宽容的文字,但这样就难免招致领导人的责难,因而一再推托,但经不住那位头头的说服,只能勉为其难地写成送审,果然不出我的所料,上面有人便大加指责,认为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美化反动的学术权威,于是大加删削并追查作者。幸好那位要我动笔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,我才算是躲过了又一次被批斗的厄运。这就是说,人死了,也难以得到实事求是的评说。

一个画家,不论你有多么好的修养,有多么精的技巧,如果你生活的年代没有培养艺术的政策土壤,没有发展艺术的社会条件,空有一身技艺,也只能无声地湮没而无闻。申茂之的后半生,正是遭遇这样的命运,没有出版过一本画集,没有举办过一次个展,身后寂寞寥落,留给我们的只是遗憾和追思。

可以令人欣慰的一点是,美术界的人士和他的学生们,提起这位画家,仍然是怀着尊敬爱戴的心情来评论他的人品和画艺,毕竞公道自在人心。

(作者郑震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、原安徽省美协副主席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)

申茂之作品欣赏>>

 

 

 
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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